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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地区对工程地质的要求与在平原地区和中部地区大不相同。常规的工程地质理论通常是在构造活动强烈的地区筛选出相对稳定的“安全岛”,但实际上,在我国西部广大地区适宜工程建设的“安全岛”已无地可选。同时,在现代工程规划和建设中,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已远远超过地质要素,地质工作处于相当被动的“跟班”状态。工程地质现在的工作速度已经大大滞后于不少工程建设的速度,出现了在没有工程地质或依据不足的情况下进行决策甚至施工的无奈状况。

  汶川地震发生后,突显抗震救灾工作快速反应机制的重要性。我国自2006年开始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社会应急机制得到完善和提升,相比几年前的处理突发事件和媒体的响应时间,这次确实有了明显进步。在地震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和灾害隐患排查过程中,航空遥感技术、地质灾害快速判别和制图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灾害处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但是,在抗震救灾过程中,也暴露出通讯和救灾装备等方面的一些薄弱环节,例如:通讯中断,灾情不清,可能贻误救援的最佳时机;人埋在废墟里,大的设备不管用。生命探测仪、电子鼻、曲折式视频头、袖珍氧气瓶、液压机、燃料罐、撬杠、切割机、钻孔机、千斤顶、气压垫等便于人工操作的小型或微型设备才能派上用场,这些正是我们所欠缺的,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应急救灾装备建设,开发一些适合对抗地震灾害的设备和工具。这方面可以多学习一些国外经验。

  汶川地震灾区要吸取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兼顾受灾群众住房建设规划与城乡防灾减灾规划的关系、兼顾灾区现场清理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兼顾易地安置与本地安置的关系、兼顾灾区重建、新农村建设、新城规划与建筑抗震设计要求相一致的关系等。汶川地震后,有人提出重建工程应在建筑结构方面动些脑筋,或者在灾后重建规划设计过程中提高抗震烈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汶川灾后重建工作不能仅限于提高抗震烈度。我们已经看到,汶川地震造成了大量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其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不亚于地震灾害本身,这充分暴露出山区城镇人口密集和建筑密度过大带来的安全隐患。在灾后重建规划过程中,必须考虑保留足够的空地,以作疏散、避难之用,避免过大的城市安全承载力。

  汶川地震造成大量校舍倒塌,导致大量未成年孩子集体夭亡,成为整个民族不泯的集体记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对新建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抗震设防提出了严格要求,强化校园要成为所有城乡设施第一可选择的避难所,从而真正地保障其可靠的质量,今后山区建设应该制定防震和防山地灾害双重标准。

  据有关资料,四川灾后重建至少有3亿多平方米的住房要重建,相当于建几个新城。因此,灾后重建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综合系统的灾后重建战略规划。先举两个成功迁址重建的例子:①新疆乌恰在20世纪曾发生里氏4.7级以上地震百余次、6~7级地震十多次。乌恰老县城地基是粉细砂层,抗震性能较差。1985年8月23日乌恰发生7.4级地震,1986年按国务院决定开始新址搬迁,至1989年完成了全部搬迁。1990年4月17日乌恰西南6.4级地震、1993年12月1日发生6.2级地震、1996年3月19日阿图什发生6.9级地震,所有这些均未对乌恰新城产生影响。这是一个成功的搬迁典例,其前提是必须对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调查清楚。②1999年9月21日台湾集集7.6级大地震的重建工作是原地与迁建相结合。如台湾大甲溪的河床在地震及台风作用下升高了十几米,一小时之间拦砂坝被填平,这样的地质突变使得不可能原地重建,而对高山族聚居地就极尽可能原地建设了保留传统文化的有特殊抗震材料建造的房屋。当然,1966年邢台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和1996年丽江地震采用了“原址重建”,未选择“易地迁建”。日本阪神大地震多为原地重建,其经验是在抗震上再一次充实了日本的抗震法规。

  从地震防灾上看,在我国西部地区,必须强化对一、二级构造结构面控制的山体稳定和区域地壳稳定性的研究,从调查、勘查、评价到如何进行控制和改造上。但是最近十多年来,西部不少重大工程和城镇建设过于轻面偏点、轻山体重岩(土)体,出现了生产力布局与地质安全相悖的局面。

  2008年初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大地震接踵而至,惨痛的损失充分暴露出国民危机教育的缺失。要达到安然于一个高灾害风险的生存环境,除了建立及时、有效、严密的预防体系、更加稳固的基础设施之外,必须加强危机意识的培育,使之制度化、法制化。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风险决策的不确定性,使我们的民族在灾难中依然保有延续文明的能力与信心。

  2008年初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大地震接踵而至,惨痛的损失充分暴露出国民危机教育的缺失。要达到安然于一个高灾害风险的生存环境,除了建立及时、有效、严密的预防体系、更加稳固的基础设施之外,必须加强危机意识的培育,使之制度化、法制化。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风险决策的不确定性,使我们的民族在灾难中依然保有延续文明的能力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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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70年代板块构造学说兴起以来,地球科学取得了大量理论成果。但是,工程地质学的理论基础并未得到深化和加强,反而出现了理论滞后问题。板块构造学说在解释全球动力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但在如何建立重大工程选址地质安全评价理论和方法方面,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近些年的工程建设中,有一种用工程取代理论的趋势,工程建设中出现的地质问题似乎都可通过工程技术来解决;但由于缺乏相关理论依据,尽管资金投入巨大,但效果并不如预期显著。在汶川特大地震灾难中,大量人员伤亡是由于地震触发的滑坡、崩塌所致,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强造山带重大工程地质问题研究,用先进的地震工程地质理论指导工程建设。

  2008年初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大地震接踵而至,惨痛的损失充分暴露出国民危机教育的缺失。要达到安然于一个高灾害风险的生存环境,除了建立及时、有效、严密的预防体系、更加稳固的基础设施之外,必须加强危机意识的培育,使之制度化、法制化。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风险决策的不确定性,使我们的民族在灾难中依然保有延续文明的能力与信心。

  实际上,数学、物理、地质、天文、生物、考古等学科的专家对地震预报问题都提出过许多见解。从20世纪60年代邢台地震后,地质学在地震研究中独辟蹊径,形成了地震地质学,并开设了相应的专业,培养了很多人才,但近二十多年来的进展却不容乐观。地震地质学的专业基础是地质力学,精髓是活动构造体系的研究。板块构造学说兴起后,国外对板间特别是日本海沟、智利海沟的地震地质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如茂木清夫、力武常次等系统研究了日本岛弧的“地震空区”和“地震迁移”等理论问题。但是,中国大陆地震多属于板内地震,沿用国外的理论方法去研究显然不够。1975年,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后,许多学者似乎乐观起来。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许多人又意识到了地震预报是悲观的科学。同样,对这次大地震乃至地震预报研究,我们不应盲目地、漂浮地对待。距离成功预报地震,我们仍有非常遥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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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预报除了前面所述的加强地震地质工作外,还必须强调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众所周知,前兆观测是实现短临预报的关键,但现行地震观测体系却并不十分重视前兆观测台网的建设与发展,关键是高端科技手段的应用程度有待提高。大量观测事实显示,在多数大地震发生前,均在震中及其邻区发现过大量与电磁波有关的异常现象,许多国家据此开展了地震电磁卫星的探索研究。俄罗斯先后于1999年、2001年和2006年发射了3颗卫星,用来探测与地震有关的电离层变化信息,探索地震预报信息和预报技术,研究与地震、火山和其他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有关的电离层、电磁和等离子体变化等前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法国、美国、乌克兰等国家已着手进行地震电磁监测卫星相关研究。2003年,美国发射了一颗重4.5kg的地震卫星,用于研究磁场信号与岩石破裂关系机理,预测地震活动。2004年,法国和乌克兰分别发射了一颗地震电磁卫星,用于研究与地震、火山相关的电离层变化,研究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电离层活动及引起电离层变化的机理等。目前,美国、俄罗斯、乌克兰、意大利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有发射地震电磁卫星的计划。其中,俄罗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两种轨道面、共8颗卫星的全新的电磁卫星星座方案;乌克兰航天局提出由3颗卫星组成地震电磁监测星座。我国也应当在已建地基电磁监测台网的基础上,适时研制和发射地震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发展地震电磁卫星对地观测技术,将空间手段与地基监测相结合(包括地应力监测),建立天地一体化的立体地震电磁监测系统,这将可能对地震预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龙门山构造带历史上多次形成堰塞湖溃决灾难。例如,1933年8月25日15时50分30秒,茂县叠溪发生7.5级地震。随着轰天巨响,地震引发的山体崩塌使千年古镇——叠溪城毁于一旦,500余人丧生;震区21个羌寨6800余人丧生。叠溪地震诱发了大量崩塌、滑坡、碎屑流,致使岷江及其支流十几处被堵塞,至今还保存系列堰塞湖(当地叫“海子”)。岷江干流上的大“海子”最大水深近100m,蓄水容量超过7.0×107m3;小海子最大水深70m,蓄水容量4.5×107m3。同年10月9日,处在大、小“海子”下游的叠溪“海子”堰塞坝溃决,使断流一个多月的岷江突发洪水,冲毁下游两岸农舍田地,造成大约2500人丧生。洪水到达都江堰时,仍高出正常水位12m。再如,1786年6月1日,位于龙门山构造带西南端的康定南发生7.0级地震,在泸定县城下游的德威乡,也就是今天到海螺沟必经的大渡河彩虹桥,诱发滑坡,堵塞大渡河形成堰塞湖。堰塞湖10日后溃决,洪水位到达乐山时仍高达十几米,淹没民众数十万人,成为我国最大的滑坡堰塞湖灾害。因此,我们不仅要认真总结汶川地震引发的流域性地质灾害问题,更要以史为鉴:不仅对龙门山地区,而且对岷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怒江等流域的地质环境安全要高度关注,应开展流域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和风险管理。

  汶川地震造成大量校舍倒塌,导致大量未成年孩子集体夭亡,成为整个民族不泯的集体记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对新建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抗震设防提出了严格要求,强化校园要成为所有城乡设施第一可选择的避难所,从而真正地保障其可靠的质量,今后山区建设应该制定防震和防山地灾害双重标准。

  这些地区对工程地质的要求与在平原地区和中部地区大不相同。常规的工程地质理论通常是在构造活动强烈的地区筛选出相对稳定的“安全岛”,但实际上,在我国西部广大地区适宜工程建设的“安全岛”已无地可选。同时,在现代工程规划和建设中,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已远远超过地质要素,地质工作处于相当被动的“跟班”状态。工程地质现在的工作速度已经大大滞后于不少工程建设的速度,出现了在没有工程地质或依据不足的情况下进行决策甚至施工的无奈状况。

  汶川地震灾区要吸取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兼顾受灾群众住房建设规划与城乡防灾减灾规划的关系、兼顾灾区现场清理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兼顾易地安置与本地安置的关系、兼顾灾区重建、新农村建设、新城规划与建筑抗震设计要求相一致的关系等。汶川地震后,有人提出重建工程应在建筑结构方面动些脑筋,或者在灾后重建规划设计过程中提高抗震烈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汶川灾后重建工作不能仅限于提高抗震烈度。我们已经看到,汶川地震造成了大量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其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不亚于地震灾害本身,这充分暴露出山区城镇人口密集和建筑密度过大带来的安全隐患。在灾后重建规划过程中,必须考虑保留足够的空地,以作疏散、避难之用,避免过大的城市安全承载力。

  汶川地震灾区要吸取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兼顾受灾群众住房建设规划与城乡防灾减灾规划的关系、兼顾灾区现场清理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兼顾易地安置与本地安置的关系、兼顾灾区重建、新农村建设、新城规划与建筑抗震设计要求相一致的关系等。汶川地震后,有人提出重建工程应在建筑结构方面动些脑筋,或者在灾后重建规划设计过程中提高抗震烈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汶川灾后重建工作不能仅限于提高抗震烈度。我们已经看到,汶川地震造成了大量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其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不亚于地震灾害本身,这充分暴露出山区城镇人口密集和建筑密度过大带来的安全隐患。在灾后重建规划过程中,必须考虑保留足够的空地,以作疏散、避难之用,避免过大的城市安全承载力。

  汶川地震灾区要吸取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兼顾受灾群众住房建设规划与城乡防灾减灾规划的关系、兼顾灾区现场清理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兼顾易地安置与本地安置的关系、兼顾灾区重建、新农村建设、新城规划与建筑抗震设计要求相一致的关系等。汶川地震后,有人提出重建工程应在建筑结构方面动些脑筋,或者在灾后重建规划设计过程中提高抗震烈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汶川灾后重建工作不能仅限于提高抗震烈度。我们已经看到,汶川地震造成了大量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其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不亚于地震灾害本身,这充分暴露出山区城镇人口密集和建筑密度过大带来的安全隐患。在灾后重建规划过程中,必须考虑保留足够的空地,以作疏散、避难之用,避免过大的城市安全承载力。